我國古代的生產工具，大體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
第一個發展階段是生產工具的石器時代或者說是生產工具的非金屬時代。根據考古發現，在我國已經發現了距今兩百萬年前后的最為古老的生產工具。
最初的生產工具，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打制的石器以及還有用樹枝木棒砍削而成的最簡單的生產工具。石錘，這是兩百萬年前的刮削器。生產工具總體上說呢，屬于單體生產工具時期，也就是說，它是握在手里頭直接使用的，而且制造的工藝非常簡單。經過一百多萬年的發展，到了大約距今五萬年前后開始，弓箭為代表的復合工具登上了人類歷史的舞臺。
弓箭的發明標志著復合工具的出現，即先制作生產工具的各個部件，然后再組裝在一起。這是生產工具發展史上的第一次大飛躍，從而生產工具的發展，進入到了石器時代的復合工具時期。
距今一萬年前后，人類歷史上發生了第一次的大變革，從考古學上來說叫新石器革命，從歷史上學上來說叫氏族公社革命。這個革命以后呢，人類歷史就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生產工具呢，就進入了石器時代的磨制石器時期。磨制石器是伴隨著定居人工住居的建造和原始農耕的出現而發生的。
在磨制石器時期生產工具達到了非金屬生產工具時代的最高峰，它表現在磨制技術不僅應用于石器的制作，而且應用于骨器等等的制作，穿孔技術，榫卯技術逐漸地發達，以鑲嵌、捆綁、榫卯、套合這種工藝制作的各種復合工具成為生產工具的主流，那么生產工具中除了大量的石器之外，還有用骨頭、蚌殼做的生產工具，也還有用木頭做的生產工具。
生產工具的種類增多，開始出現專門化的趨向，譬如用于砍伐樹木的有斧、錛、鑿，用于耕種的有鏟、鋤，用是收割的鐮刀刀，用于狩獵的魚鏢、石球，還有用于紡織的紡輪、針、錐，用于糧食加工的石磨盤，石磨棒，杵、臼等等。另外考古發現表明，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已經發現了槳的遺物。木槳的遺物表明呢，當時已經有了船，當然這種船應該屬于獨木舟。
石器時代以后屬于青銅時代。在我國實際上青銅生產工具的出現，我們目前最早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后，但是青銅生產工具在實際生活中，得到一定的應用，是四千年前后開始的，也就是二里頭文化中發現的各種青銅生產工具。我們可以看到它包括了木器加工的斧、錛、鑿，用于漁獵的魚鉤，還有箭頭，各種刀具等等，年代是距今三千九百年，到三千六百年前后，說明青銅生產工具在實際社會生產中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應用。

為什么曾侯乙編鐘被譽為世界一大文化奇跡

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是我國現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編鐘。1978年出土于湖北隨縣的一座戰國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出土時，整套編鐘聳立如故。
鐘在我國商朝時就已出現，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 13枚，戰國時發展成 61 枚。人們按鐘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鐘編成組，制成編鐘，演奏悠揚悅耳的樂曲。曾侯乙編鐘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戰國時楚惠王贈送的。編鐘分八組，共分三層懸掛在銅、木做成的鐘架上。鐘架全長10．79米，高2．73米，由六個佩劍的青銅武士和幾根圓柱承托著。六十五枚編鐘的總重量達3500千克，它的重量、體積在編鐘中是罕見的。鐘上大多刻有銘文，上層十九枚鐘的銘文較少，只標示著音名，中下層四十五枚鐘上不權標著音名，還有較長的樂律銘文，詳細地記載著該鐘的律名、階名和變化音名等。這些銘文，便于人們敲擊演奏。
曾侯乙編鐘音域寬廣，有五個八度，比現代鋼琴只少一個八度。鐘的音色優美，音質純正，基調與現代的C大調相同�？脊殴ぷ髡吲c文藝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鐘演奏出各種中外名曲，無不驚嘆。曾侯乙編鐘是我國古代音樂史上的一個光輝成就，為今天古音律和編鐘制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最大的編鐘

一九七八年發掘的舉世聞名的我國湖北省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是我國古代最龐大的樂器，它共六十四件，(計鈕鐘十九件，角鐘四十五件)，分三層懸掛在滿飾彩繪花紋的銅木結構的鐘架上，每層的立柱是一個青銅佩劍武士。它們的形體和重量是上層最小，中層次之，下層最大。最小的一件重二點四公斤，高二十點二厘米；最大的一件重二百零三點六公斤，高一百五十三點四厘米。它們的總重量在二千五百公斤以上。鐘架通長十一點八三米；高達二點七三米。氣魄宏大，場面相當壯觀。這座墓的下葬年代為公元前四三三年，距今二千四百一十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國內外的重視，被認為是世界音樂史上的重大發現。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武漢機械工藝研究所、佛山球墨鑄鐵研究所、武漢工學院和哈爾濱科技大學等單位上百名科技人員通力協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攝影和掃找電鏡等現代技術手段，發現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干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銅、錫、鉛三種成份的最佳配方，以獲得優美的音色；掌握了鐘體大小，鐘壁厚薄與音高的嚴格比例，鑄造出不同音高的編制系列；設計了“合瓦式”的獨特鐘形與復雜的鐘腔結構，形成了奇妙的一鐘雙音和優美的旋律。這套編鐘都能別兩個樂音，全部音域貫穿五個半八度組，高音、低音明顯，中間三個八度，十二個半音齊備。由于有了完備的中間音，所以能在任何一個音上靈活自如地旋宮轉調。尤為可貴的是，鐘體和附件上，還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錯金銘文，記載了先秦時期的樂學理論以及曾和周、楚、齊等諸侯國的律名和階名的相互對應關系，這一重大發現，據棄了所謂“中國的七聲音階是從歐洲傳來、不能旋宮轉調”的說法。
為了使這套中華樂器史上珍貴的國寶發揮更大作用，科學工作者將曾侯乙編鐘進行復制。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至九日，中國音協、中國機械工程學會鑄造學會、考古學會的學者專家共八十多人，在武漢對復制的編鐘進行了鑒定。專家通過聆聽和比較原件和復制品每個鐘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賞原件的錄音和復制編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瀏陽河》、《圣誕夜》等中爍曲。他們認為復制品確實達到了原件的音響效果，高音區清脆，明亮，悠揚；低音區渾厚，深沉，氣勢磅礴。其中演奏出的大多數音樂與原件的差異小于正負五音分之內，為一般聽眾所難以辨別。